以酒、色为原罪

那么饮酒原罪说的论断是怎么来的，而反对原罪说的依据又是什么？

大禹饮酒后，甘美之，继而警醒道：“后世必有饮酒而亡国者”，这是《战国策》里的一则寓言故事。《战国策》编订于西汉，此书在阐明道理的时候，往往铺陈排比、笔法夸张，举例子的时候也常是信手杜撰一个故事，然后按在某位历史名人的身上。这是战国以来百家争鸣时常用的表达技巧。所以大禹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，是难以取证的。

《尚书·酒诰》把沉湎于酒作为殷商亡国的重要历史教训之一，然而关于《酒诰》的成篇时间，历史上也常有争论，因为有人认为它是后人从断简残编中连缀而成的。而周公旦发布《酒诰》的原因，南宋的朱熹也质疑说，这是周公旦为管叔和蔡叔两位兄长讳，让酒为三监之乱的历史罪背了锅。管叔和蔡叔是周公旦的亲哥哥，朱熹推断说，这两位哥哥与纣王之子武庚饮酒时，受挑唆才发动叛乱。但孝悌有序，弟弟不能直言哥哥的错误，于是说都是饮酒惹的祸，因此特别强调要“执群饮”，就是对扎堆儿饮酒的人，当杀则杀。

那么酒在中国历史的源头，究竟是不是一种原罪？《诗经》的酒诗里，有最真实的历史原貌。因为诗是最真实的历史，它除了深切体现诗人的情感世界，也忠实反映了历史的现实生活。

《诗经》的酒诗里，酒已经有其原罪的一面，但它是和统治者的品德和行为联系在一起的。比如《大雅·荡》，这是一首大臣批评厉王无道、周室将亡的诗。后世所说的“板荡识忠臣”，其板荡，就是指《诗经·大雅》中的《板》和《荡》。《荡》没有直接批评周厉王，但却以周文王批评商纣的口吻，表面是历数商纣亡国的历史教训，其实是在指责周厉王的种种过失，其中就有一句，“天不湎尔以酒，不义从式”，意思是上天没让你沉湎于酒，而你却滥饮无度。

而《大雅》中的另一篇《抑》，是大臣讽谏周王的一首诗，但究竟是讽谏周厉王，还是周平王，却没有定论，但这篇体现了西周统治者到了后期耽于享乐，因此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的社会现实。诗有一个章节专门痛诉周王耽于享乐，不理政务。“其在于今，兴迷乱于政。颠覆厥徳，荒湛于酒。女虽湛乐从，弗念厥绍。罔敷求先王，克共明刑。”这一章的主要意思是，批评周王整天沉迷于饮酒取乐，把周王室的德行彻底败坏，把周王室的治国之道摒弃不用，对周王室的江山社稷也是不管不顾。

《大雅》另有一篇《桑柔》，有一句“听言则对，诵言如醉”，意思是批评周王只听得进顺耳的话，听到批评的话，就装醉不听。

这些讽谏周王的酒诗，主要出现在周厉王以后。按照传世史书的记载，西周建立之初为了防止重蹈商纣亡国的覆辙，对饮酒活动严加控制，只允许人们在祭祀的时候饮酒。当然，西周的礼仪制度规定，一年中的祭祀活动比较多，但总体而言，人们的饮酒活动是在礼仪制度控制之下的。但到了西周中晚期，随着生产力的增加和贵族财富的积累，人们的饮酒活动开始渐渐失控，而周天子就是其始作俑者。“觚不觚，觚哉！觚哉！”礼崩乐坏也正是从饮酒礼仪被破坏开始的。

然而从社会发展的视阈看，礼崩乐坏，过去只有天子和贵族才能享用的物品，寻常百姓也可以享用，这是经济发展和历史进步的体现。所以，这些并不构成酒的原罪，而酒的原罪论的形成，是相对于比德说与合欢说而形成的。

同在《诗经》中，也有大量描写周王或诸侯以酒食团结宗室、姻亲、群臣和庶众的酒诗。

肚松往期分享过的《小雅》中《鹿鸣》的“我有旨酒，以燕乐嘉宾之心”，以及《湛露》中的“厌厌夜饮，不醉不归”等，都是描写和赞扬君臣饮酒合欢的酒诗。但这酒食合欢有一个前提，就是“莫不令仪”，也就是不管酒饮了多少，但不能失言、失礼，不能行为失当。《酒诰》里的“德将无醉”，也是有其相似的内涵。

《小雅·小宛》中有两句说得更为具体：“人之齐圣，饮酒温克。彼昏不知，一醉日富。”这两句的意思是说，聪明睿智的人，纵然喝醉了，也能克制自己的行为，而平庸愚钝的人，喝醉了就停不下来。诗人认为前者是以酒比德，后者是以酒败德。

因为王权是封建社会的制度中枢，所以人们理想中的王，不仅要勤于政务，而且要品德高尚，对群臣百姓有表率作用的。所以，君王的任何行为都备受关注，其中自然就包括饮酒。这就是《诗经》酒诗中“以酒观人”、“以酒比德”的具体内涵，也是中国酒文化中饮酒原罪说的历史起源。